回顧我們黨80年的光輝歷史,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指導地位的確立,是一件意義重大而深遠的大事。
歷史上,由于我們黨正確地理解和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在某些時候,由于對毛澤東思想離開了科學態度,就使我們的事業發生了曲折,甚至吃了很大的苦頭。列寧曾說,馬克思主義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但是,我們卻發生了把毛澤東思想當作某種神學的東西、把領袖當作神看待的不正常現象,留下了極為深刻的教訓。發生這種現象,在思想理論上是怎樣失足的,有哪些觀點沒有把握好;制度和體制上,有哪些關節點沒有把握住,留下了漏洞?這些,都有待于深入地進行科學總結。鄧小平說:“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35頁。)在某種意義上說,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是更為寶貴的財富。但是,經驗要成為財富,必須要經過一個環節,這就是科學總結,要敢于實事求是地進行總結。成功的經驗如果不能科學地總結,還可能變成包袱而導致錯誤;錯誤的、失敗的經驗如果不能科學地總結,深刻地吸取教訓,則很容易重犯。這兩個方面的實例都不難找。我們要非常嚴肅地對待黨的歷史。本文僅就幾個方面的問題,回顧一些歷史情況,并略陳己見。
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形成
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是一個過程,人們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是一個過程,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形成和確立也是一個過程。
毛澤東思想于20年代后期開始形成,在30年代有了重大發展,并在中國革命實踐中顯示其真理性和強大生命力,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為主要標志,形成了科學體系。
黨內的教條主義者不承認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們貶之為“狹隘經驗論”。這種被貶為“狹隘經驗論”的理論卻得到全黨廣大黨員干部的擁護,靠的是它的真理性,靠的是這種理論在實踐中顯示出來的強大生命力。但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1935年的遵義會議,在黨中央的領導核心排除了教條主義成分,認可了當時有決定性意義的毛澤東的戰略,這是全黨對毛澤東及其理論的第一次明確肯定。抗日戰爭開始后的幾年中,全黨對毛澤東的理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特別是經過40年代初開始的延安整風,全黨興起了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的熱潮,使全黨(特別是領導層和理論工作者)對毛澤東的理論有了更明確更深刻的認識,概括地說,就是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要以毛澤東創立的理論和策略為指導,才能取得勝利。這是全黨的新的覺醒。那么,毛澤東創立的這種理論是什么樣的理論呢,應當怎樣稱呼這個理論呢?這就自然地提出了給這個理論命名的要求。
看來,當時黨內有不少同志不約而同地在思考這個問題,并各自作出了努力。
張如心第一個為毛澤東的理論命名。 一些領導同志也在論述毛澤東的理論的文章中,使用了具有命名意義的提法。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報》發表《紀念黨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使用了“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的理論”的提法。
同一天,中共中央晉察冀邊區機關報《晉察冀日報》發表由主編鄧拓撰寫的社論,題目就是《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這篇社論不但給毛澤東的理論命名為“毛澤東主義”,而且對這個理論作了系統的論述。
1943年7月4日,劉少奇寫成《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于7月6日在《解放日報》發表。他在這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兩個提法,都帶有命名的意義。
以上一些同志以及其他不少同志的文章,對毛澤東的理論的形成、主要內容、科學體系、歷史地位等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論述。
王稼祥是提出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第一人。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寫成《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7月8日發表于《解放日報》。這篇文章創造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文章說:“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文章對此作了如下論述:“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是在與國外國內敵人的斗爭中,同時又與共產黨內部錯誤思想的斗爭中生長、發展與成熟起來的”。“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革命的現實,積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的曲折斗爭而形成起來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以上這些深刻的論述,闡明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涵。這充分說明,王稼祥提出的“毛澤東思想”,已經構成了一個科學概念。 江蘇無錫市職工大學的教師陳文源(后為江南大學教授),依據他多年的研究,針對《紅旗》的文章,寫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何時首次提出》一文。文章指出,《紅旗》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他列舉事實說明:“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在黨的‘七大’以前。在公開發表的論著中,第一個對毛澤東思想作出詳盡論述的,是王稼祥同志一九四三年七月的紀念文章,而不是劉少奇在‘七大’的報告。”陳文源的文章明確肯定,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是由王稼祥在1943年首次提出的。上海《解放日報》編的《新論(未定文稿)》第9期(1981年2月18日)作為“動態與資料”刊登了這篇文章。《解放日報》的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領導同志的注意,決定在供內部參考的《理論研究資料》上發表(此刊物由該室“研究組”編,筆者當時在“理論動態組”)。《理論研究資料》在1981年3月9日出刊的第47期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本期只刊這一篇文章)。  

  這期《理論研究資料》發出后,立即引起重視。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當時一位同志告訴我,陳云同志辦公室打電話來要這一期刊物。
在黨中央的重視和指示下(中央領導怎樣研究此事的,我無從知曉),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即著手查閱從1938年至1945年七大這一段時間的中央檔案、中央文件及《解放日報》等十幾種報刊,弄清楚了這個問題。 1985年,出版了《回憶王稼祥》一書。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耀邦同志為此寫了序言,充分肯定了王稼祥提出和闡述毛澤東思想的功績。他在序言中說:“一九四三年夏季,他抱病撰寫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紀念我們黨誕生二十二周年和抗戰六周年。在這篇文章中,他初步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他是我們黨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的第一人。”
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
毛澤東思想從被貶為“狹隘經驗論”到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主要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這種真理性在實踐檢驗中一再得到證實。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從根本上說,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但是,黨內一些領袖人物和理論工作者的宣傳倡導,也起了重要作用。當然,所謂確立,還要有黨規黨法的保證,這就是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劉少奇是系統闡述毛澤東思想的第一人。
劉少奇在七大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的第二部分(即“關于黨的指導思想問題”)全面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包括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歷史必然性和條件、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內涵、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等等。他明確指出:“黨章總綱上確定以毛澤東思想作為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在黨章的條文上又規定,努力地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義務。這是我們這次修改的黨章一個最大的特點。”“毛澤東思想,就是這次被修改了的黨章及其總綱的基礎。”七大修改通過的黨章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這樣,黨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黨的建設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情,這就是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劉少奇全面概括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闡明了毛澤東思想對中國革命的偉大指導作用。關于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他著重指出了以下幾點:第一,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歷史必然性;第二,毛澤東思想的實踐基礎;第三,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是艱苦的理論創造;第四,毛澤東具有獨特的主觀條件。總的說,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的論述是符合唯物史觀的。但是,今天回顧總結七大以來半個多世紀闡述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經驗教訓,也感到,當年對毛澤東思想的論述,存在不足。一是對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客觀條件和歷史條件闡述不夠充分;二是沒有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而強調了毛澤東的“天才創造”;三是沒有指出毛澤東思想要在今后的實踐中不斷經受檢驗。這些在當年難以感到的問題,對以后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七大黨章第一次有了指導思想的條文。 第一次理論飛躍的基本經驗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這個結合不是簡單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與中國實際相加,而是一個艱苦的理論創造過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論創造,而是理論的飛躍。
回顧中國革命的歷史可以看到,所謂理論飛躍,是對中國革命正反兩個方面豐富經驗的總結和升華。這種升華,不是解決了個別理論問題,而是正確回答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這種升華,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階段上的問題,而是回答了整個革命大階段上的問題。所謂理論飛躍,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是認識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
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可以大致分為新民主主義論和社會主義論兩大部分。我們所說的第一次理論飛躍,是指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論有若干重要內容,但沒有形成體系,應當歸之于第二次理論飛躍的范疇。
第一次理論飛躍本身留下了極為寶貴的經驗。最重要的,就是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原則”。“思想原則”是毛澤東在八大開幕詞中的提法,實際上是一個公式。毛澤東多次說過,在黨的幼年時期,全黨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很膚淺,對中國歷史、社會狀況和中國革命問題認識很不深,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沒有完整的、統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主要的傾向是簡單地照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某些詞句,而不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和解決中國的革命問題,搞教條主義。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經驗、反對教條主義的基礎上,概括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產黨人〉發刊詞》第一次完整表述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以后,具體的表述有幾種,略有不同),從而在根本上解決了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貢獻。現在,這個公式已為大家所熟知,但當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概括出來的,來之不易。
怎樣實踐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呢?概括地說,就是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怎樣貫徹實事求是呢?毛澤東多次講過這方面的體會,主要是以下兩條,一是調查研究,二是在實踐中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