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 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規定“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里”時,他想到的是一種類似公社的機構,盡管這一機構的機制或形式在他獲得公社的經驗之前還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產工具”的國家只不過是“聯合起來的個人”。因此,1848年馬克思對“集中”的理解有很濃的民主意味,與1871年他對公社的描述并無不同。馬克思斷言革命會使無產階級贏得“民主的戰斗”。
二、馬克思未將無產階級專政設想成一種國家形式,公社與國家是對立的
一些承認公社對馬克思而言代表一種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理論家,包括列寧在內,將無產階級專政設想為一種國家形式。他們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作為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出現的。但公社肯定不是中央集權國家。他們的看法會起很大的誤導作用,特別是因為,如我們現在所認識到的,國家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主義工具。當然,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認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為數不多但很重要的職能,則不會加以廢除”。但這并不意味著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為馬克思解釋說,這些“職能”是要“通過消滅國家政權加以實現”的。公社要實行的不是任何一種政治、經濟或社會的過渡,而是通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那么,一個官僚集權國家模式如何能監督這種過渡呢?
上述理論家的觀點主要依據的是專政的消極(或負面)要素即鎮壓要素。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包含鎮壓要素,但這些要素不應使向社會主義的進步轉變成官僚主義。用組織起來的階級權力鎮壓反革命不能證明官僚主義—斯大林主義式的國家是合理的,因為這類國家形式在理論上和結構上與共產主義的構成是不相容的。
對馬克思來說,公社是作為“集權化的、組織起來的、竊據社會主人地位而不是為社會做公仆的政府權力的”國家的完全的對立面。馬克思認為在公社之前的所有革命和反動導致的是對工人階級的壓迫,因為國家機構、壓迫工具只不過是“從壓迫者的這一集團轉到另一集團”。而公社的特點是“這次革命的對象不是哪一種國家政權形式——正統的、立憲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國家本身”。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機關,即常備軍、警察局、官廳和法院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句話應該與馬克思上述反對國家的論述聯系起來理解,但是后來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把這段話錯誤地解釋成馬克思期望工人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來對抗資產階級的國家,并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證明蘇維埃模式的國家的合理性。
馬克思并未要求成立無產階級的國家,而是要求徹底消滅國家。這是因為國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不能作為工人解放的政治工具”。公社才能使他們解放,因為公社“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 三、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官僚制度
國家既然被打碎了,那么消亡的將是什么呢?既然無產階級專政從打碎官僚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開始,那么消亡的將是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無產階級專政將一直延續到“階級存在的經濟基礎被消除”。這意味著在社會主義革命期間,國家雖然被打碎,但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仍舊存在,后來才被摧毀,而這將是一個長期的漸進過程。 列寧在1917年斷言:“社會主義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創立的。它和官場中的官僚機械主義根本不能相容;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列寧全集》第2版第33卷第53頁)而列寧在1918年則宣稱:“正是為了社會主義,卻要求群眾無條件服從勞動過程的領導者的統一意志。”(《列寧選集》第3版第3卷第501頁)后一種敘述中的主要思想后來發展成把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解釋為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國家的理論,這是不公正的。官僚國家的集團利益和等級制使官僚機構獨立于社會并發揮職能。官僚國家只是在一種抽象意義上代表人類解放,卻并未觸動社會不平等。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消極目標方面官僚主義國家是有效的,但它在制度上表現得不適合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人類解放的積極目標。馬克思認為只有在人“認識到并在體制上制度上保證他自身的權力是社會權力,而不再把這種社會權力作為一種政治權力從自身分離出去”的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全實現。官僚國家使社會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分離永久化。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像公社所做的那樣竭力反對這種分離。公社的最正面的特點是使政治權力非制度化,從而使社會重新政治化。對馬克思來說,官僚主義的國家是起異化作用的,因為它是“人的自由和人類自由間的中間階段”,還因為它造成“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因此,人類徹底解放這一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不能在官僚制度下實現。
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官僚制度的第二個原因是:國家官僚機構一旦建立就會變成一種利益集團,其成員享有經濟上的和與權力有關的特權。官僚不僅抗拒消亡,而且利用它的權力以各種手段使自己處于牢固地位。況且,在任何形式的經濟制度中,作為寄生贅瘤的官僚機構都會為自身的存在找到各種理由和支持。由于這個原因,消除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不一定能使官僚機構消失。 作為官僚機構的形式的國家和作為國家的物質內容的官僚機構會相互自我實現和相互保護。因此,官僚國家本質上抵制消亡。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是使無產階級成為實際權力以及專政的物質內容。這樣,無產階級就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最終目的”。這是官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本質不同,所以官僚國家不會消亡,而無產階級專政會消亡。
官僚的自我實現是其自身的保存,無產階級的自我實現是其自身的消滅。官僚是其自身的目的,無產階級是其自身的否定,因為在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工人階級不能保存自身的被征服地位。因此官僚不會讓政治機構即其生存的源泉自行消亡,而無產階級卻必須讓政治機構消亡。這樣,為了避免官僚主義自我實現的困境,無產階級專政既是一種非國家,又是反官僚主義的。
四、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形式和作用
如果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國家,那么它應采取何種政治形式?
公社的經驗給了馬克思闡述無產階級專政手段的經驗材料。馬克思從未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與民主對立的。 掌握政權的第一個條件是改造國家機器并把它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加以摧毀。但爭取徹底解放的斗爭并不以此告終。公社只是“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不是“工人階級的社會運動,從而也不是全人類復興的運動,而只是有組織的行動手段”。因此,公社“并不取消階級斗爭”。工人階級“致力于消滅一切階級”。工人階級組織,如工會、聯合會和政黨,不是被改造成如列寧所建議的那種由國家控制的組織,恰恰相反,是被改造成無產階級制度的基礎材料。無產階級專政在人類解放中的作用是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斗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公社“開始勞動的解放——它的偉大目標:取締國家寄生蟲的非生產性活動和胡作非為……”
無產階級專政所采用的壓制和防御工具也必須是性質合適的。馬克思對宣布建立“保衛公民的”國民軍的3月22日中央委員會公告的補充是:“人民只要在全國規模內組織這種國民軍”。但我們不應把在“全國規模”組織的概念與少數官僚和技術專家治國論者掌握的中央集權國家機構相混淆。組織國民軍足以根除常備軍“這一個一直存在著的階級統治”僭取政府權力的危險。顯然,馬克思擔心政府“僭取階級統治”,想用國民軍的形式保持鎮壓權力。但他不是想準確地規定無產階級統治的鎮壓手段的形式,而只是為了保證無產階級直接控制這些手段。
必須明確兩個方面。第一,無產階級專政包含鎮壓手段,但專政的制度設計應該是通過由無產階級直接控制鎮壓工具來預防政府“僭取”權力,因此,馬克思才建議采用非官僚主義的、國民軍的形式。
第二,鎮壓不是常規狀態。馬克思預言公社一旦在全國規模內牢固地建立起來,它還“可能”要經受“奴隸主們的零星暴動”引起的“災難”,“這些暴動盡管暫時會阻撓和平進步的事業,但只會增強社會革命力量,從而加速運動的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在“鎮壓資產階級對革命的反抗時”才成為“專政的”,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政”方面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它是正常的“和平的發展進程”。
五、無產階級專政在監督經濟向共產主義過渡時的政治職能
沒有一部馬克思的著作是不涉及人類解放的,任何一種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也不應不涉及這一問題。資產階級和國家官僚機構的消滅不會自動導致人類的解放,認識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資本論》,馬克思一直堅持勞動過程和勞動組織有可能在體力上和腦力上對人類生活條件和人類自由有害。勞動機制和勞動組織在勞動奴役中也能獨立發揮作用。在資本主義范圍內的這些發明也能被其他制度運用,如蘇聯“共產主義制度”所證明的那樣。無產階級專政應優先考慮糾正這種情況。首先使工作成為可以忍受的,然后是令人愉快的,最后是有人性的。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目標,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又明確說到了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按照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的說法,工人一旦獲得公社形式的政治權力,“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只能隨著時間的推進而逐步完成”。能使勞動獲得自由的經濟改造不僅需要“改變分配,而且需要一種新的生產組織”。“這一革新的事業將不斷地受到各種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緩、被阻撓”。“目前‘資本和地產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馬克思所想像的社會向共產主義的改造與從農奴制向資本主義的轉變非常相似。無產階級專政“并不取消階級斗爭”,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政府——公社不用剝奪資產階級來消滅階級。公社只是成為社會改造的監督者。正如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與議會制不是統治階級的真正生命……只是舊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現”,所以公社成為新秩序的政治保障,而不是“全人類復興的運動”。盡管馬克思期待在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和“階級斗爭的幾個不同階段”之后能夠實現勞動的完全解放,但是他聲稱,“通過公社的政治組織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邁進”。這些引文表明,無產階級專政通過“公社的政治組織形式”使政治和經濟這兩個領域都處于無產階級直接統治之下。那時,與資本主義截然不同,在這兩個權力領域之間沒有結構上的分隔。而且,與官僚主義的前蘇東國家不同,被融合在一起的這兩個領域在無產階級制度下是非官僚機構化的。
六、結論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政治組織,不是社會解放的“普通運動”。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不是消滅階級,而是在政治上“保證”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對馬克思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只能是中央集權專制國家機器的完全的“反題”。官僚機構的自我實現和無產階級的自我實現是兩個相互矛盾的過程——前者要求自我肯定,后者要求自我否定,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具有官僚主義的性質。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在制度上與無產階級的總目標相協調。只維持有效的鎮壓手段以保護革命成果是不夠的。鎮壓手段必須從屬于由建設共產主義的目標推動的積極的、建設性的手段和職能。這一事實限定無產階級專政可能采取的形式應該是工人階級的非官僚主義的、直接的政治組織。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必須以巴黎公社的普遍形式和原則為模式。
在經濟方面無產階級制度的目標是使社會從“必然”王國過渡到“自由”王國。對馬克思來說,“自由”王國不只是在于滿足物質需求。人使其內在自我在外部世界客觀化的能力和利用其意識控制世界的能力也是同樣需要的。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最終消除勞動異化的條件。必須建立個體在一個非官僚主義的、非異化的環境中自由發展的條件。對馬克思而言,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事業包含著消滅所有生活領域的資本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因素。
當然,這并不是說19世紀的狀況現在依然持續存在。巴黎公社也許不足以為我們提供建設現代無產階級專政所需的一切。但是,蘇聯創造的,以其官僚主義國家和由這個國家造成的工人的政治被動性為特征的無產階級專政失敗的經驗,使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作為一個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的巴黎公社的優點。
红黑大战规律详情鑒于全球化威脅著全世界工人階級的生存、權利和利益,專制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都已被證明不能滿足工人的要求,被正確認識的無產階級專政相對于現在存在的各種政治方案而言仍然是可靠的政治替代方案,只有無產階級專政能夠把人類的需要、滿意和自由置于資本的需求和不斷增長的官僚機構和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