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國理論界在闡釋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時,比較注重國家的階級屬性,把揭示國家的階級屬性當作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真髓,而忽視了馬克思關于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基本原理。由于這一理論上的迷霧,致使我們不能從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系入手解決社會主義政治改革中的難題,從而阻滯了政治改革的進程。因此,認識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基本原理,掌握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真髓,明確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帶根本性的任務就是積極創造條件,逐步消除國家與社會的矛盾和對立,對我們今天深化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防止與遏制腐敗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創立是從揭示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開始的。
馬克思以前的啟蒙思想家以理性主義為基礎,從人的理性來探討國家問題。在德國,把這種理性主義國家學說發展到高峰的是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國家學說。黑格爾把國家歸結為比理性更加抽象的“客觀精神”,是超越一切社會存在的絕對自由自在自為的“理性”,對于國家以外的一切社會存在都具有本源的推動的性質。黑格爾雖然也承認市民社會的自治權利,國家必須尊重和保護這一特殊利益,但他認為市民社會是“跟國家的最高觀點和制度沖突的舞臺”,致使市民陷入“無聊的激情和幻想的角力場”之中。為了彌補市民社會的缺陷,就需要“行政權的全權代表、擔任執行的國家官吏以及最高咨議機關(這些機關以委員會的形式組成)來照料”,由這些行政官僚組成的“特殊的管理機關”從下層來管理市民生活[1]。因此,黑格爾認為國家是市民社會的基礎,政府是市民社會的支柱。
馬克思在大學時曾經受到黑格爾的國家學說的極大影響。但是,馬克思離開大學步入社會,親自參加了反對普魯士專制制度的現實斗爭以后,逐漸認識到專制國家及其腐朽政府是毫無理性的,普魯士專制政府的高級官員們自以為執行了完美無缺的國家法律和管理原則,自信掌握了關于社會的準確無誤的詳盡材料。但是在他們的治理下,社會的貧困現象卻越來越擴大,幾乎成為不治之癥。這種“現實和管理原則之間的矛盾”使馬克思對理性主義國家學說產生了懷疑。為了解開國家和政府的有限理性之迷,馬克思研究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到隱藏在國家和政府的“理性”之外,即主觀世界之外的客觀世界中尋找產生國家法律與政府原則的根源。經過一系列深刻的理論反思,馬克思發現了以往國家問題研究中存在著的嚴重弊病,即“忽視各種關系的客觀本性,而用當時人的意志來解釋一切”,例如“頭足倒置”的黑格爾的國家學說。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關于國家、政府與社會的二元論觀點,指出行政機構與國家的一致性。行政官僚們只相信他們的上級而不相信客觀實際,只相信“作為治人者的積極的、覺悟的公民”,而不相信“治于人者的消極的、不覺悟的公民”。[2]他們所維護的國家法律和政府原則并非是理性的。實際上,行政官僚不過是私有財產的守護神。行政官僚的本體的價值正是通過他們所保護的客體的價值來實現的,而私人財產所有者正是通過被保護的財產的價值來確定他們的價值的。所以,國家和政府實際上是財產占有者利益的化身和保障,是財產占有者的奴仆和工具,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依據國家法律,“成為財產占有者的耳、目、手、足,為財產占有者的利益而探聽、窺視、估價、守護、逮捕和奔波。”[3]私有財產,這種處于行政官僚的主觀世界之外的“客觀世界”,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原則起著支配的作用,是決定和影響政府行為的根本原因。尋找造成社會疾苦的根源,不僅要關注造成行政機關腐敗無能的外在因素,而且要關注行政機關本身的生活原理和生活實質。
馬克思認為,“行政是國家的組織活動。”[4]國家和政府沒有根本不同的本質,二者都是建立在共同的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上層建筑。政府的本質必然反映國家的本質。要從根本上消除行政官僚機構的缺陷,就必須消滅構成現代國家基礎的以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為特征的私人生活。而要消滅這種私人生活,“國家就必須消滅自己”[5]。行政改革的關鍵不在于行政機構本身,而在于消除國家與社會的對立,消除構成這種對立的國家的歷史性缺陷。

馬克思在研究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過程中,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論證國家與社會的矛盾與對立,從而揭示了國家的一般屬性問題。
馬克思認為自原始公有制社會解體以來,國家作為統治階級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代表,具有反映不同階級社會階級內容的鮮明的階級屬性。此外,國家還具有一切階級社會所共有的一般屬性,即國家本身同社會相互矛盾與對立的基本屬性。從國家的起源及其與社會的關系來看,國家自始自終都是社會的對立物。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國家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6]。為了揭示國家與社會相對立的基本屬性,馬克思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證。
首先,國家是對人的自由本性的“異化”。這種“異化”集中表現為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人類脫離原始氏族社會,出現了對偶制家庭以后,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就建立在以家庭為基礎的自然分工基礎之上。人們首先維護的并不是所謂“共同利益”,而僅僅是自己的單個人的或者單個家庭的“特殊利益”。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把人群分離開來,其中一個階級統治著其他一切階級,從而使單個人的特殊利益不得不建立在階級壓迫的基礎上。人們的特殊利益之間的矛盾實質上是階級矛盾,而國家就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所以,國家所代表的所謂“共同利益”,實際上不過是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罷了。這些“特殊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存在著矛盾。從階級對抗的角度來說,國家對單個人實際上是一種“異己的”和“不依賴”于他們的特殊利益的獨特的“普遍”利益,人們不得不在這種使他們的“特殊利益”始終同“共同利益”對抗著的狀況下生活。這種“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7]反映了國家與社會對立的基本屬性。
其次,國家將人們被動地服從社會自然分工的消極作用制度化和法制化。馬克思認為,社會的自然分工是人類自我“異化”的形式。在原始共有制條件下,建立在簡單自然分工基礎上的社會關系不采取對抗的形式。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國家是唯一能夠合法運用強制性機器對人施加影響的政治主體。通過強制手段,國家使統治階級的意志制度化和法制化,把強迫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狀況固定下來,使“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這個范圍是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范圍”,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在這個范圍內活動,從而使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成為一種異己的、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國家造成了使社會活動固定化,使人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著人,不受人的控制,使人的愿望不能實現并使人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所以,馬克思將國家稱為人的“彼岸世界”。[8]這種“彼岸世界”是與人的“此岸世界”相對立的世界,具有與社會相對立的性質。
再次,從國家權力執行者的角度來說,官僚機構的種種弊病也反映了國家與社會的對立。官僚機構是造成國家與社會對立的重要根源之一。馬克思批駁了黑格爾關于行政機構是“通過特殊的行政目的來實現國家所代表的普遍利益”,并“使特殊利益從屬于普遍利益”的觀點,指出,行政官僚實際上是國家中的一個“特殊的閉關自守的集團”,具有超越國家的“普遍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它雖然表面上是國家的代理人,國家的全權代表,而實際上它所要拯救和捍衛的所謂“普遍利益”就是它們自己的“特殊利益”。官僚機構往往為了滿足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把國家變成它的私有財產,把國家變成它“升官發財、飛黃騰達的手段”,從而使國家只是作為由從屬關系和盲目服從聯系起來的各派官僚勢力而存在。官僚機構的特殊職能就是把國家意志轉化為絕對命令,把自己當成是國家的最終目的,把自己的特殊利益上升為國家利益,以維護國家普遍利益和法律的名義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使自己變成了市民社會的國家”。官僚機構使“國家利益成為一種同其他私人目的相對立的特殊的私人目的”。所以,官僚機構的存在證明了“‘國家’這種同市民社會不相容的彼岸之物通過自己的代表來反對市民社會”,“‘警察’、‘法庭’和‘行政機關’不是市民社會本身賴以捍衛自己固有的普遍利益和代表,而是國家用以管理自己、反對市民社會的全權代表”。[9]由于國家使公共管理成為少數人的專門職業和特權,將直接生產勞動者排斥在公共管理之外,所以國家與社會的對立就通過行政官僚機構與他們的被管理對象——直接生產勞動者之間的矛盾與對立反映出來。 由此可見,在不同的階級社會中,雖然掌握國家權力的統治階級各不相同,以至于國家的階級內容各不相同,但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卻是普遍存在的。與社會存在著對立可以看作是國家的一般屬性。正是在這一基本思路的基礎上,馬克思論證了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根本任務。

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一直在努力探索消除國家與社會對立的條件和根本途徑,并把實現這一目標寄希望于未來的無產階級國家。
馬克思認為,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隨著階級的產生而產生的,必將由于人類社會進入無階級社會而自行消亡。但是,這決不意味著國家自發地走向消亡。國家的自行消亡必須經歷一個由政治國家到非政治國家的漫長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是國家權力逐漸回歸于社會、回歸于人民的過程,同時也是消除國家與社會對立的過程。建立無產階級民主國家,實行人民民主原則,是實現這一政治目標的根本途徑。人民民主原則集中體現了無產階級、廣大勞動人民和其他各革命階級的利益和要求,是消除現存制度中一切與人民主權相抵觸的東西,保證國家制度的實際體現者始終是人民,保護人民主權不受任何侵犯的原則。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革命經驗的過程中反復強調,巴黎公社是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13],這種政治形式給國家制定了真正民主制的基礎。巴黎公社的所有的公共職務都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接受人民的監督,并隨時可以罷免,這就保證任何人都不能把公共職務當成升官發財的階梯,從而堵塞了使社會公仆蛻變成為社會主人的通道。只有當國家制度的體現者是人民,人民成為國家制度的原則的時候,國家才有可能克服它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所具有的階級屬性和與社會相對立的一般屬性。
馬克思認為,未來的無產階級國家必將履行必不可少的公共管理職能。但是,那不是國家的根本任務。無產階級新型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把那些舊政權的合理職能從僭越和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當局那里奪取過來,交給社會負責的勤務員”,把靠社會供養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國家這個寄生贅瘤迄今奪取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肌體。所以,無產階級國家的實質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14]然而,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國家還不可能立即消除國家與社會的對立。這是因為:第一,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者低級階段,它并不是在自身基礎上成熟發展起來的,而是從舊社會脫胎出來的,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帶有它脫胎出來的舊社會的痕跡。在政治方面,國家要保持一系列政治職能和現代國家都有的一切社會職能。這些職能并不是由社會直接掌握,而是由那些從人民群眾中選舉出來的職業官僚來掌握。這就不可避免地保留舊國家形態中國家與社會對立關系的因素。第二,無產階級專政僅僅實現了無產階級的政治解放,但是還沒有實現整個人類社會的解放。所以,在政治革命完成以后,還要繼續實現人類的社會解放——使人回復到人的“此岸世界”,即建立把人類從自我“異化”的形式和狀況下解放出來,把勞動者從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狀況下解放出來,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壓迫人,而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的社會。這種力量是人們自身聯合的力量,而不是某種異己的強制的力量。這就是建立在國家消亡基礎上的共產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專政則是促使國家與社會的對立逐步消失,實現上述社會解放目標的政治條件。
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的時候,特別強調他們所采取的那些直接民主制和限制政府工作人員由社會的勤務員蛻變為社會主人的革命性措施。蘇東劇變的教訓也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即使建立了國家政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矛盾與對立問題也不會自發地消失。無產階級國家本身,尤其是通過它的政府表現出來的那些不可避免的消極因素,如果不加以防范、限制和克服,就會對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甚至會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進而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恩格斯在對馬克思的國家學說進行補充的時候著重指出,“國家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斗爭中獲勝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15],所以,工人階級應當破除“對國家以及一切與國家有關的事物的盲目崇拜”,破除“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必須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勢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的習慣心理。這就清醒地認識到無產階級國家及其政府雖然消除了以往剝削階級國家的階級屬性,但是還沒有最終克服國家與社會相對立的一般屬性,不可避免地必然存在著種種不適應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消極因素。
要克服政府中的消極因素,消除國家的歷史局限性,不可能依靠國家自身的力量,必須依靠與其矛盾和對立的方面——社會的發展。無產階級國家的任務不是將政府權力無限地擴大,將社會的權利和個人的權利無限地縮小,而是使前者逐步地縮小,后者逐步地擴大。社會歷史進步的根本動力和源泉,始終蘊藏在社會之中,蘊藏在勞動者之中。將國家從剝削階級手中所奪取的各種權利適時地交還給社會,交還給人民,造成使勞動者個人全面自由發展的環境與條件,這是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無產階級國家的一項帶根本性的政治任務。
【參考文獻】
[1]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308-309.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160.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478.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479.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1994.166.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1994.84.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1994.85.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301-303.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1994.675.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1994.95.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1994.57.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1994.13